20世纪，西方法学三足鼎立，其中社会法学派专门对利益问题进行了特别研究。
正像布坎南所说，虽然通胀是一种征税手段，但政府行使货币发行权的结果不仅仅是通货膨胀，甚至在零通货膨胀的体制下，授予政府发行不兑现货币(fiat money)的垄断性权力，也有一定的价值，因为这种特权是这样一种权力：以基本上是零成本的方式，创造个人会赋予其经济价值的资产。如果确如他所说的实现货币发行的非国家化，即便人民拥有货币选择权，可以自主选择使用或者不使用某种货币，也就是像哈耶克所说的，政府已经取消了使用这些私人货币的所有障碍，[47]我们仍然无法保证互相竞争的银行之间具有同等的规模和同等的竞争力，也就是说，自由竞争的结果必然是金融寡头的出现。
[30] 进一步讲，即便为满足社会的信用需求而发行纸币，并要求公众接受，但没有任何充分的理由来支持禁止金银流通的立法，至于要求公众以金银兑换本身不具有价值的纸币，这样的立法显然与自然法的精神不符。其实如果我们有兴趣考察一下美国纸币的演变，就会对这一过程有更加直观的了解。作为政府借款的对价，英国议会以特许状的形式授予英格兰银行不超过其资本总额的银行券[bank notes，也即钞票，或者纸币、符号货币]的发行权。其三，由于黄金直接兑换进了银行，政府提高黄金价格，可以使银行稳赚一笔，政府其实是在为银行服务。至此，纸币已经不能再兑换黄金了，而是变成了单纯的符号，至于以合法货币兑换合法货币的逻辑，实在不知道会具有何种意义，因为前后两者都是指的纸币。
在美国，银行家一直没有放弃控制国家政治的努力，废除金本位制的受益者不是政府，而是银行，政府只不过是银行的债务人而已。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反反复复地为货币当局制造通货膨胀的行为作辩护，一再试图论证通胀的正当性，然而一个最基本的历史事实便可抹杀这些努力，那就是：在英国和美国经济增长最为迅速的那段历史时期终结的时候，两国的物价却跟200年前处于同一水平。尤其是高技术本身所具有的科学和技术紧密结合、研究和开发紧密结合等特点，使得高技术研究的规模越来越大，设备越来越复杂，有时造成一些高精尖技术的发展超出一国的经济能力，技术发展的专业化和国际间的技术分工变成一个不可避免的课题。
比如，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一旦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裂痕，这时就可通过法律的渠道，或者对这个裂痕进行弥补，或者彻底地使那个已经无法继续存在下去的病入膏肓的家庭消失，而另行产生新的健康的社会细胞。法律的公共功能则体现了不同于统治性的管理性，因而也可以称之为法律的管理功能。古代中国就有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注：《逸周书·大聚》）及弃灰于道者断其手（注：《韩非子·内储上》）等规定。（注：〔美〕E.A.罗斯：《社会控制》，华夏出版社（1989），第335页。
中国在周朝就有关于道路技术等级之规定。相反，科技社会应当是一个法治社会，科技进步完全能够为以法治国奠定基础。
在这个复合体中，任何一个社会因素的变化，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社会整体的均衡和稳定。国家则是驾于其上的力量。同时，我们也不能奢望法律手段能解决一切冲突。科技进步为立法的科学化提供了前提与可能，使法律同规律最大限度地相符合。
人要生存，必须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这样，人们必须通过使用劳动工具去改造世界。旧的法律是从旧的社会关系中产生的，它不可避免地要随着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也必然同旧的社会关系一起消亡，因此不能使旧的法律成为新社会发展的基础。当然，一个社会中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人对不同的法律认知程度及使用能力参差不齐，必定会使不同的法律在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中有着不同的实现效果。（注：作者曾专文论述过这一问题。
）为了使法的功能得以充分地发挥，就必须使法律与社会不断地相协调。庞德把社会控制一词纳入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德国法律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论及法律与经济的关系问题时写道：国家的法律保障对于任何基本的经济现象并不是必不可少的。有人预言，在未来社会，信息人将会迎接共同的挑战。
（注：参见陶锡良：《论法的社会公共职能与高科技发展》，载《法学家》1994年第3期。从本质看，技术异化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异化，是一种人的异化。人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因子，劳动力的生息繁衍是社会得以存在、国家得以发展的基本条件。（注：《孟子·离娄上》。他不仅认为法律是社会工程的工具，而且认为法律是自然秩序的基础，是维护社会文明，对社会实行有效控制的一种高度的专门形式。它不仅是现在的人所从事的工作的保护者，而且是过去的人为后代所从事的工作的保护者，它不仅是无数人最珍贵财产的保护者，而且是人类精神财富的保护者——即是人类自己自由从事和享受的各种发明和创造、艺术和科学、令人愉快的工作和探索医治疾病的奥妙等等的保护者。
社会确是由一群人所组成的，但这群人中存在着一种相互关系，即社会关系。在人与环境方面，建立生态文明。
交通法规是一种典型的执行公共功能的法律部门，它基本上是将技术规范法律化。这三次历史性巨变深刻影响着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进程及其发展走向，并极大地催发着20世纪中国法律制度和法律生活的历史性变革，产生了20世纪中国的三次法律巨变：1911年辛亥革命的成功，引发了中国从封建专制主义法律向近代民主主义法律的历史转变。
进入 付子堂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律 社会功能 。产业革命后，为了对付日益严重的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污染和破坏，关于自然保护的立法逐渐发展而专门独立。
国家的作用主要是政治性的，是统治集团的能动作用，其手段主要是强制。有的学者称之为法律安全阀功能。因此，为了有效地通过法律控制社会，必须使法律系统与其它资源分配系统相互配合。）恩格斯晚年又在《反杜林论》一书中指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
1471年威尼斯专利法开创了用法律保护技术发明之先河。） 为发展经济、互通有无、便利生活与交往，就要修筑道路、开辟航道，兴办交通事业。
第三，法律公共功能的全球性。……个人之间或群体之间争议问题的长期存在，也必须被看作是社会健康的一个问题，因为不必要的破坏性的敌意和冲突的长期存在，并不有益于社会中和睦和幸福的生活。
）可见，法的这种公共职能一般是通过规定国家代表社会利益行使权力而得以实现的。还有的学者认为，社会是具有共同心理的人们的集合。
恩格斯指出：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这一斗争形式和这个斗争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他们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根本原因。） 今天汉语里的社会一词是中西方文化交流和融合的结果。既然社会是一个复合体，那么，如果仅仅只有社会个别因素的现代化，还不能算是整个社会的现代化。
国家同自然人一样有独立的人格和意思，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和责任。由于注重科学性，执法和司法活动等国家行为就能够防止和杜绝情绪化倾向。
新中国建立后，《公路管理条例》、《铁路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为依法治路奠定了基础。相应地，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立法涉及面非常广泛，重点包括人口、环境、资源、社会保障等领域。
中外历史上不乏依靠法律维持秩序、统治国家之成功先例。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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